咖啡系列｜我的咖啡馆历史（2）
“旅行中用来遮风挡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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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注：
“旅行中用来遮风挡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陈丹燕
2016年我们推出《意大利奥地利两国咖啡深度旅行》，请登录 www.mercurytravel.hk 了解详情。
咨询邮箱：mercurytravel.milan@gmail.com
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馆，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后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倍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西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当年蒸汽轮船远航来亚洲，经过佛得角，路过赤道，许多在火房里加煤的水手禁不住过赤道的酷热，死在船上。船到亚洲，船上的棺材久运到岸边入土。
这是一颗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老口味的米朗奇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再往前去就是故事。故事里说，17世纪时候，奥斯曼军队曾来围攻维也纳城，却败了。奥匈曼军乐团打着鼓，吹着喇叭退回家去，在兵营里留下一口袋黑乎乎的硬豆子。奥匈帝国的士兵缴了来，却不知要拿这口袋东西怎么办。但这个见多识广的波兰人却知道这是好东西，卸下军队向导的职务后，他用这袋豆子开了一家咖啡馆。咖啡从此一直香到维也纳人的骨髓里。即使是奥匈帝国灭亡之时，战争中那个屎一般的冬天里，这里窘迫得治好卖咖啡代用品，也不肯关门。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河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再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息，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三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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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用来遮风挡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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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馆，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后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倍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西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当年蒸汽轮船远航来亚洲，经过佛得角，路过赤道，许多在火房里加煤的水手禁不住过赤道的酷热，死在船上。船到亚洲，船上的棺材久运到岸边入土。
这是一颗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老口味的米朗奇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再往前去就是故事。故事里说，17世纪时候，奥斯曼军队曾来围攻维也纳城，却败了。奥匈曼军乐团打着鼓，吹着喇叭退回家去，在兵营里留下一口袋黑乎乎的硬豆子。奥匈帝国的士兵缴了来，却不知要拿这口袋东西怎么办。但这个见多识广的波兰人却知道这是好东西，卸下军队向导的职务后，他用这袋豆子开了一家咖啡馆。咖啡从此一直香到维也纳人的骨髓里。即使是奥匈帝国灭亡之时，战争中那个屎一般的冬天里，这里窘迫得治好卖咖啡代用品，也不肯关门。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河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再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息，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三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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